卸职阜阳文联主席之后，孙超有了更多时间举起他的相机，他由此感到身心放松。此前许多年，他主要的精力放在文联的事务上。1963年，孙超在临泉一中读高二。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当时国家生产的一批幸福牌相机价格一降再降，从50元降到5元。孙超借钱买了相机。这次举债让孙超付出代价，他在后来的三个月内减少了平时一半的饭量。孙超高中毕业下放。作为当时的“奢侈消费”，经常因此饿肚子的孙超很快觉得摄影“玩不起”了，于是改写文章。1973年11月，《安徽文艺》头条发表了孙超的处女作《猎手的眼睛》，在当地引起轰动。此后，他接二连三又发表了几篇作品，为自己赢得了一个城里招工的名额。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消息传来，孙超没敢相信。第二年，离高考还有35天时，孙超报了名，考了376分。大学期间，孙超的那部老相机也一直伴随着他，学校的墙报上及宣传栏中，经常贴出孙超的摄影作品。大学毕业后，孙超被分到阜阳市委宣传部，写了很多年文稿。闲暇时，他依然背起相机，把镜头瞄准自己喜欢的世界。1994年，孙超被选为阜阳市摄影家协会主席，当时，会员不到100人。现在影协已发展到270多人，其中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9人。阜阳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王十庆认为这一成果的取得，孙超功不可没，“他担任影协主席的几年，也是阜阳摄影界不断壮大、蓬勃发展的时期。”1997年，组织上提拔他，征求他的意见时，孙超说：“我是搞文艺的，最好别让我改行。”当时有个在别人看来很好的单位，有个“清水衙门”文联。孙超选择了后者。担任阜阳文联主席十年间，孙超坦言自己最大的收获，是接触了各种各样的艺术，如舞蹈、美术、书法、音乐、曲艺等并从中获益，“摄影也是一种艺术，艺术是互通的。通过对其他艺术形式的了解和感悟，使我的摄影作品有了美感、内涵甚至节奏。”在孙超屋子的显眼处，挂着一幅著名作家汪曾祺的小诗：“我有一好处，平生不整人。写作颇勤奋，人间送小温。”孙超觉得这首诗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自己的人生追求，“人生在世就这一趟，总得留下点什么。作为摄影家，如果有人看了我的作品，能觉得赏心悦目，这就是我人生最大的追求和满足。” 记者 刘培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