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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校长刘伟:产业政策争论永恒持续

时间:2016-11-19 16:41:00 来源:腾讯 收藏

    北大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刚刚发布的《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6》认为,虽然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势头有所减弱,但这段时期中国经济苦练内功、解决深层结构性矛盾、增长质量得到显著提升。由中国国家统计局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共同创建的北大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已经是成立以来第十三次发布年度报告。该报告通过深入详实的数据研究分析,反映了中国经济生动变化的过程及其突出特点,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言。例如,《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0》提出宏调应从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转变的政策主张,《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6》则强调经济的多方面结构调整和调控方式的转变。

    北大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表示,北大的这个报告,不是一般的宏观分析,而是抓住中国经济增长年度当中比较有特点的问题,进行比较集中和相关的讨论、研究。这一问题导向的特点,使得该报告可能会留存长久一些。刘伟说,大学的这种研究,必须贴近中国现实。对于中国快速增长和矛盾起伏跌宕这样一种大国经济的变化,经济学者应该有感性的、现象的直接体会和把握。


    刘伟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必要的经济结构调整,为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未来的发展创造了更好的条件,“中国经济完全有能力应对挑战,抓住机遇,实现既定的发展目标”。刘伟还表示,在深刻改革的历史背景下,中国更有能力创造出把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统一在一起的体制条件,这是当前中国的优势所在。

    供给侧改革——

    破解新常态之钥

    《华夏时报》:您怎样看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实际演变的特征?

    刘伟: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实际演变的特征,这几年提法很多。2008年以来,从金融危机,到反金融危机,再到后金融危机时代,诸多概念一路提出来。

    我们看到,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突出变化的特点,是从高速增长变化为中高速增长,这被称之为“换挡期”,既然是换挡期,大家以为很快就过去了,但2013年之后发现,有很多复杂问题,并非在换挡期的短期内能够解决。

    因此,2014年提出“三期叠加”:1.速度的换挡期;2.结构调整的阵痛期——结构调整是调存量,存量调整在长期矛盾中发现一系列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导致增长速度受到限制,所以要调结构,调存量,所以可能会更痛苦。3.后危机时代的消化期——退出反危机轨道之后,由于反危机力度很大,成本很高,形成一堆垃圾需要消化,而消化就需要有时间,大家需要有耐心,情况要比换挡期复杂得多,会有一系列问题特别是结构调整问题。

    三期叠加是有期限的,但究竟需要几年?2015年春天,大家开始讨论L底、V底、W底,争论拐点到底在哪儿,众说纷纭。分析来分析去,最后,不说无期,也不再说三期叠加,而是说“新常态”。

    “新常态”这个概念最早大概是2012年国际社会首先提出,其指导思想是:经济将进入长期萧条,需求疲软是长久持续的状态,人们对此视为常态。中国习总书记当时提出的“新常态”概念有所不同。大的判断是中国经济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是工业化加速、城镇化加速以及现代化重要阶段。既然是重要战略机遇期,就与发达国家所谓新常态有本质不同。他们是长期衰退的新常态,我们的新常态是新的战略机遇期,有新的挑战、新的机会。

    中国的新常态有哪些特点,面临哪些问题呢?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哪儿?2015年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概念,认为这是破解新常态之钥,认为西方新常态矛盾主要在需求方面,中国新常态矛盾主要在供给方面:一系列供给能力的低下,竞争效率低下,创新力不足,产业升级缓慢。说明经济结构出现了问题,从而导致投资出现疲软。国民收入分配出了问题,导致地区间、产业间、城乡间、居民间的收入分配不平衡,从而导致消费需求倾向的降低。因此,解决问题的主要方面是从供给侧结构改革入手,解决矛盾的核心是解决结构性失衡。特别是供给侧的产业结构失衡,收入分配结构扭曲,国际收支结构失衡等亟待缓解。

    《华夏时报》:供给侧改革的作用对象主要在哪些方面?

    刘伟:解决这些问题,特别是供给侧的政策、举措,其作用对象主要在生产者的三个方面。

    一是企业。因此,要进行国企改革,以提高效率;要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消除进入壁垒,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要搞混合经济。今后国有企业怎么改,混合经济怎么混,其行为目标、原则、条件,以及其治理结构是什么,一系列问题已经提出。所谓供给侧改革,首先就从企业改革开始。

    二是产业。产业是企业的结合,主导产业群如何选择?战略产业怎么办,夕阳产业怎么办?农业怎么办?服务业怎么办,三大产业的结构怎么办?一系列产业结构政策包括主导产业政策、技术创新产业政策、区域创新空间的产业政策、三大产业高度推进的把握等等一系列问题都提出来了。这些都是供给侧改革要解决的很重要的产业问题。

    三是劳动者。其中的关键是人力资本积累,包括教育和健康等。现在提出的问题有,教育改革问题,即教育结构调整问题。双一流大学的改革,中学教育改革、职业教育的改革,这些人力资本教育改革问题都被提出。另外还有大健康问题,从推动供给侧角度看,这一改革不可或缺。劳动生产率不提高,供给侧改革就会落空,这盘大棋正在下。

    上述三个方面问题解决之后,经济的需求疲软的深层次原因就可以得到缓解,同时也将具有创造需求的作用。

    《华夏时报》:这几年连续提出的各种概念,如果相互之间存在逻辑关系,明年是否还会提出新的概念?对于供给侧改革这一概念,为何目前还有争议?深入推进这一改革的前提条件是否已具备?

    刘伟:坦率地说,供给侧改革是长期任务,无论是企业效率提高,还是企业制度、技术创新,或是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的调整,还是劳动者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都是长期的,所以习总书记在今年下半年经济座谈会上说要“久久为功”,要坚定不移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改革在中国的一个时代背景,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改进过程中,政府的能动性比一般的自由经济下的政府的能动性更强。而且,供给侧管理与需求侧管理的很大区别在于,能够更有效地发挥政府作用。因此,其更重要的前提,是深化市场化改革。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完善,是对市场主体私权的保护和尊重,是对政府公权的规范和约束。因为供给侧改革要求政府直接干预到微观单位,干预到企业和产业。按照西方自由主义的传统和正统经济学理论,企业行为和产业的状态形成,应当是市场竞争的事情,但引入供给侧改革,那就未必是市场的事情了,它会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这个时候,发挥政府和市场两方面的作用来调整其中的矛盾会更有效。但其前提制度条件,是在经济制度上的市场化,和政治制度上的法治化。

    市场化,保证公平竞争的制度,保证市场主体自由竞争的权利。法治化,推动对私权的保护,对公权的规范和约束,而不要形成简单过多的行政干预。这就提出了深化改革的任务。

    供给侧改革在中国的另一个时代背景,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和社会主义法治化进程的改革,这正是中共三中全会、四中全会所作出的重要决定。在这样一个深刻改革的历史背景下,中国更有能力创造出把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统一在一起的体制条件。这是当前中国的优势所在。

    地方政府——

    积极性潜力可观

    《华夏时报》:供给侧结构改革如何较好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刘伟:美国的里根主义和英国的撒切尔主义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供给革命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担心,是政府政策直接影响企业等市场竞争者之后,导致对自由竞争经济的否定,而这将与西方的传统不符。

    中国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一样。中国历来主张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再加上政府的能动性,并进一步提高政府功能定位的准确性,提高政府的效率,同时深化市场化,以确保市场竞争主体的权利。中国是个大国,历来存在条块之争。中央和地方矛盾如何处理?供给侧改革提出之后,在适度扩大需求的同时,把握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际是把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处理,提到一个新高度。因为需求侧管理主要是中央管理,比如税收政策、关税政策、财政支出政策、货币供应量、货币基准利率,这些都是中央的权力,地方政府更多是在落实中央政策。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很多政策涉及到企业、产业和劳动者,也涉及到地方投资环境、宜居环境、生产生活成本、外部规模经济状态、交通运输条件怎样等等,因此地方的主动性能动性表现就会显得不一样。而中国这样的大国,需要调动中央和地方两方面积极性。如果单纯强调需求管理,往往泯灭地方积极性,抹杀地方间的区别。对于一个大国而言,需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改革将两方面积极性结合起来。

    我最近跑了几个地方,一个是重庆。尤其是重庆的房价,均价7千多元。而重庆居民家庭收入平均8万元。重庆不限房价,也不限购。楼继伟所说的政策制定的人情关怀,在重庆得到鲜明体现。怎么做到的?黄奇帆说,他采用的办法很简单,第一是管住地价,决不让地王出现,所以重庆不用以拍卖方式出让土地,因为地价政府要让利给百姓。由于卖地的钱都被政府拿去,所以,政府卖地要细水长流,要适度供应土地。第二是管住房地产业。他说,中国13亿人有13万家房地产商,太多了,规模不经济,而房地产业历来要求规模起点比较大。重庆房地产业重在限产能,不是去库存而是去企业,要求每一家房地产商都要有适度规模,否则市场不得准入。第三,关心房地产企业,一年减税大约几百多亿元,同时降低房地产交易成本。尽管有争议,但重庆管住了房价。

    另一个是深圳。

    深圳很注重发展创新性产业,同时拿出大量土地,跟清华、北大、人大等大学合作,大力兴办各种大学。深圳现在打算兴办20多所大学。另外,深圳还大力兴办医疗机构。深圳市的领导坚信,30年之后,深圳将成为一个拥有大批创新型企业、大批好的大学、大批好的医疗机构的城市。现在要办的是30年后回头看值得办的事情。

    还有福建,当地供给侧改革强调青山绿水。

    浙江,以水为龙头。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说,他抓了一个字,水。浙江水多,浙江省政府要求浙江各地方的水必须洁净。这首先倒逼大批企业不敢随意排污到水里,其次倒逼大批海绵城市在乡镇形成,再次倒逼新的发展战略形成,倒逼新的发展理念的贯彻。

    通过上述几个例子,我发现,在宏观调控和需求管理上,只要给地方政府一定空间,很多复杂难题,都有了解决的希望。

    产业政策——

    争论将永恒持续

    《华夏时报》:最近,产业政策争论为什么会空前热烈?

    刘伟:产业政策争论的背后,还是经济哲学的问题,是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之间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的争论,实际已经持续了500多年,双方的主张在实际经济决策中也此起彼涨。一般而言,大危机之后,对国家干预主义的强调,有可能以各种形式占上风。凯恩斯主义就是在1929-1933年的大危机之后出现的。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在发展势头迅猛的时候,国家干预主义也会在这些国家比较强势。包括19世纪末德国的李斯特学派、美国克拉克学派的旧制度经济学等,都强调政府干预。当时的德、美与英、法相比,是落后国家,所以不会放任自由竞争,而是鼓励政府的干预。而发达经济的国家,往往鼓吹自由竞争经济。另一方面,当市场本身繁荣的时候,不需要政府干预。这两大阵营,经济自由主义和理性干预主义的分歧一直以来就有,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会有不同表现。

    但2008年大危机之后,大家对回到古典的追求以及对凯恩斯主义的检讨甚至批判,实属正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个争论将是长期的争论。经济学也是在各种学派不断争论中向前发展的。

    《华夏时报》:对于供给侧改革方面“三去一降一补”的效果,目前有一些质疑,您怎么看?

    刘伟:如果把需求和供给两端简单孤立分开,则解决问题就会进入死胡同。当前中国经济的需求方面已经不能再精巧了。现在还是提出要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还是松紧搭配,还是要求松紧适度。国务院最近讨论松紧适度上下限问题的时候,现在是主张上限锁定CPI3%左右通胀线,下限锁定城镇登记失业率4.5%。

    从上半年数据来看,供给侧改革遇到的问题比较突出。“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有些去的不是产能,而是产量;去库存最后导致二三线房地产库存还未动,一线城市房价开始大涨;去成本导致很多税收反而大幅增加,企业负担反而加剧;降杠杆最后宏观负债率反而提高;去泡沫还未真正有效实施,钢材、煤炭等产能产生严重过剩的行业产品价格又开始上扬。这些本来不想看到的反供给侧改革现象的出现,说明政策制定的着眼点一定要放在生产者方面,一定要考虑对生产者可能产生的影响。否则,出台的政策往往推不动。

    《华夏时报》:对于3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大家一直在争论到底是市场的作用大,还是政府的作用大。您怎么看?

    刘伟:我们可以观察到,有三个力量推动着中国经济的增长。

    一个是计划经济留下的遗产,虽然我们不希望如此,但客观上它为改革开放留下了非常宝贵的遗产,那就是短缺。短缺是上一代人给我们后一代人留下的财富。上一代人因为短缺而吃了很多苦,却给了后一代人很大的市场空间。改革开放确实解放了生产力,但乡镇企业之所以能够崛起,民营经济之所以能够发展,国有企业之所以能够有更大的活力,重要的就因为存在市场短缺。改革开放之初那些企业家非常幸福,因为他们不用担心产品没有销路。这是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经济迅猛扩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条件。

    另一个改革红利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市场化,它不仅给了企业扩张的空间,也确实提高了企业效率。很多国际国内的分析证明,中国的市场化进程确实提高了效率。资本越是从传统行政直接计划领域转入市场竞争领域,其微观竞争性效率总体上越是会提升。

    还有一个力量,是中国政府。中国中央政府更多作用是改革顶层设计的推出,和政治思想路线的解放。但中国地方政府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谁都不能否定。30多年来,中国的地方政府实际有点像大公司,党委书记就是董事长,市长就是总经理,他们整天忙活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财政收入最大化。虽然其合理性可以检讨,但在贫穷的时候,在发展是硬道理的时候,地方政府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虽有失偏颇,却不为大错,他们为经济增长做出了很大贡献,功不可没。

    正是在这三大力量推动下,中国经济增量才得以获得巨大增长。所以,我们不好简单说其中到底是市场的作用大,还是政府的作用大。

|责任编辑:rai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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